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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演进
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传统西方监管理论通常围绕为什么要实施监管、如何监管才能达到最优效果这些问题展开。
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共利益监管理论认为，政府的监管主要是针对低效率的市场行为和过程，监管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并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公共利益监管理论也不断遭受各种监管理论的批评和质疑，例如，监管经济论、寻租理论、监管失灵论、俘获论等多种监管理论产生并发展，形成了以利益集团理论为研究核心的监管理论体系。这一系列监管理论中，以乔治·斯蒂格勒为代表的监管理论认为政府监管并没有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斯蒂格勒运用供求规律阐释了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形成了管制供求理论。此后，诸多学者通过研究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总结出了金融监管的动态发展进程。爱德华·凯恩从动态的角度解释了金融监管问题，他认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动态变化的辩证关系，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逃避金融监管)之间、金融监管改革(加强金融管制)与金融创新之间，呈现一个动态博弈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创新浪潮，金融监管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金融监管理论也更注重金融治理的实践性，形成了功能监管理论、激励监管理论、资本监管理论以及市场纪律监管理论等。这一时期的监管理论追求可操作性，也避免强调“国家”与“市场”孰优孰劣的问题，追求政府与市场合作下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例如，理论界的研究重点转向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及资本监管改进等方面，普遍认识到了加强市场纪律对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如何运用市场约束改造传统监管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随着21 世纪初监管的松懈以及金融创新的再度高歌猛进，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监管理论界也重新审视了以往监管理论在金融风险认识、风险测度、监管模式和监管政策等方面的不足。后危机时代的监管理论开始认识到仅仅个体机构的稳健不足以有效控制总体的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测度相较于微观领域同样重要，多元的综合化监管模式的必要性以及监管上宏观审慎的重要性。相关理论开始在金融风险的认识、风险测度、监管模式和监管政策四个方面，有着较大进展。
综合西方监管理论的发展与演进，西方金融监管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实践。西方金融监管理论无法解决西方金融危机的发展，对金融监管行为和金融监管体系的认识和把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资料来源：卞永祖，孙洁雄，从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演进看中国金融治理的选择[J].投资与合作，2018(5).
